宋健，宋健的专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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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健是谁

中日友协会长。

1931年12月生，山东荣成人，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5年5月参加工作，前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研究生毕业，博士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1945年至1948年任山东威海卫市政府通讯员、发员、农村工作队队员。1948年至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、山东工业干部学校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。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学习、研究生。1960年至1965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、主任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控制论研究室副主任。1965年至1966年任七机部二十六所副所长、党委副书记。1966年至1968年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冲击。1968年至1970年在甘肃酒泉国防科委二十基地工作。1970年至1978年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。1978年至1981年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。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，七机部总工程师，七机部副部长，航天工业部副部长、党组成员。1984年至1986年任国家科委主任、党组书记。1986年至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、党组书记。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。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1992年1月，当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（中国科学院院士）。1994年4月，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。1994年6月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主席团成员。1994年11月，当选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。1998年6月至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。2000年2月，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。是欧亚科学院院士。现任中日友协会长。

1985年发起了“星火计划”，1988年主持制定了“火炬计划”。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，在工程控制论和人口控制论方面有杰出贡献。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、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、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──艾伯特·爱因斯坦奖，何梁何利基金1998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。

自20世纪50年代担任行政工作起，先后发表科学论文160余篇，科技著作10余种。著有《工程控制论》、《人口控制论》、《中国人口控制：理论应用》（英文）等，主编有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》。

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，第十三至十五届中央委员。

精通俄语、英语。喜欢中国古典文学。

夫人：王雨生，航天工业总公司民品司总工程师。有一双儿女。

宋健的介绍

宋健：男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解剖学博士，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研室副主任，中国解剖学会理事，湖北省解剖学会副理事长；《解剖学杂志》、《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》编委。研究方向：平滑肌细胞表现型转变、增殖、凋亡和衰老的分子机制研究；成体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及应用基础。参与编写的教材7部，近5年代表性论文 8篇。

宋健的专访

1982年清华大学毕业，1992年后又回到清华大学教书。其间的整整十年，宋健教授被分配到生产轻型卡车的第二汽车厂工作。

而到清华大学任教时，中国汽车业正在湍急的河流中摸着石头艰难跋涉，关于轿车能不能进入家庭的争论最为激烈。技术出身的宋健知道，无论中国汽车发展进入什么阶段，技术研发对汽车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。在接下来的岁月，他把产、学融合：一方面教着学生汽车工程理论，一方面对轿车的发动机、自动变速箱等主要部件进行本土化开发。

2006年，宋健因为把中国汽车自动变速箱产业化变为现实，因此被国内权威媒体评为年度最佳首席设计师。

“中国人很奇怪，”宋健对南方周记者说，“能买来的东西我们总做不好。像原子弹、卫星这样的东西，人家不卖给你，中国开发起来一点都不弱，这是中国人的特点。”

自主品牌的鲇鱼效应

南方周末：作为汽车技术专家，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要自己造车？自主品牌对中国轿车工业有什么作用？

宋健：由于自主品牌企业的存在，中国才真正进入轿车时代。

像中国汽车业刚开放时，一辆捷达、普通桑塔纳都要卖十几二十几万元。而奇瑞风云车出来后，当时只卖八九万元，它与捷达的配置是一样的，这一下就把价格拉下来了。现在风云就卖4万多元，捷达变成6万多了。如果没有这些自主品牌出来，我估计现在捷达车价12万、13万元都下不来。

虽然轿车价格比家电要贵，使用费也贵，但它至少让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买得起了，这才使中国真正变成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。

现在，国外的厂商把比较先进的车子都拿到中国来生产，甚至在中国首发它的新车，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。像桑塔纳是德国1980年代的产品，当时拿过来都落后十几年，今天落后世界十几年的车型估计没人会买。

南方周末：自主品牌企业还存在哪些问题？

宋健：从另一角度来说，中国轿车的研发还和先进国家差距很大，国内自主品牌的车子多以逆向开发为主，就是人家有了我们把它抄过来，然后稍改头换面一点，让它不要侵权。落后国家可能都要走这一段路，这是最快的路。

作为技术落后国家，只要不侵犯别人的专利，(抄一下别人)无可厚非。

现在汽车看不见的地方技术都差不多，只是在能看得见的地方改一改。

南方周末：表面上好像都差不多的车，怎样判断什么是好车呢？

宋健：对整车来讲就看振动噪声。噪声是看不见的，别人怎么弄的谁也不知道。这是个细活，而且要花很大的成本。现在看车的档次高低，噪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各档次车噪音绝不一样，像买三五万元的车，你就接受噪音吧。

噪声源是发动机、传动系统和轮胎，好的车高速行驶听到的就是轮胎声，连发动机的声音都不明显。这三种声音如何阻断，需要很高的技术。

另一个标准是碰撞的安全性，一般的车都能达到国家的或欧洲的标准，但有些车拿到欧洲去出口，去NCAP(欧洲五星级安全标准)实验，被评个一星两星，很没面子，在国外，低于三星的车人家根本不会买。

有些自主厂商造车时，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些标准，或者这个做不好就偷工减料，有时候就有可能会以损耗安全性为代价。

能买到的东西就不愿开发了

南方周末：您怎么看后进国家抄袭这件事？

宋健：像日本的一些汽车公司早期也是抄美国的、欧洲的，但人家只是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抄，在抄的同时还有深入的分析，把所有的数据都抄录下来，研究人家为什么会这样。把这个弄清楚了，可能在下一代开发时就可以半逆向、半正向开发，到第三代就全部变成正向开发了。

现在中国还在第一步上，正在往第二阶段走，但我感觉走得步伐很慢。看不出有多少正向的东西。

南方周末：技术开展又花钱又费时间，把技术买来就可以跨越式发展了吧。

宋健：有些人想走捷径，比如片面地追求跨越式发展，这对技术掌握而言纯粹是不负责的提法，技术是无法跨越的。当然别人走过的弯路，比如人家试了十条路，最后一条走通了，那九条路我们就不一定走了，从这一点上说，跨越是正确的。但你连这一条路都不去钻研，怎么可能成功？

比如内燃机、自动变速箱，多数依赖外国，我们不去自己研发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们投入不够。

在国外打造一个汽车底盘系统要十多亿美元，这是个千锤百炼的东西，像汽车的换代差不多就是换一个车身，底盘的性能的改进都是渐进的，像丰田的卡罗拉，到现在差不多卖了两千多万辆了，至少30年前，就用这个底盘平台，你看它没有革命性的变化，这么多年来日积月累的变化也是很大的，但它不像车外形那样，感觉完全像换辆新车一样。

南方周末：中国汽车技术最薄弱的环节在哪？还急待解决哪些事情呢？

宋健：电控功能方面的零部件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弱的，它就是嵌在汽车里面的一块芯片，读也读不出来，抄也抄不到。

南方周末：它们不注册专利吗？

宋健：像可口可乐一样，人家不注册专利，一旦注册，核心的东西就必须公开了，不公开怎么申请？并且一个发明专利有效期也就20年，即使申请了也有失效期。

现在电控技术都走可口可乐这条路线。没申请就没有参照，看得见的东西好做，看不见的东西不好做。完全靠你对它功能的理解，去正向开发它。我们的水平至少和国外相差十年。像自动变速箱这块可能差得更多。不投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

能买到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愿去开发了，不能买来的东西我们总是可以做好。像原子弹、卫星这样的东西人家不卖给你，中国开发能力一点都不弱，这是中国人的特点。

自主品牌错过了发展期？

南方周末：现在是发展自主品牌轿车的最好时机吗？

宋健：最好的时机实际上已经错过了。国内自主品牌把车价打得这么低，只把制造成本稍稍加点钱卖出去，长期来说是没有发展后劲的。缺乏资金积累，你靠什么完成技术研发？

但它现在和合资企业抢市场，它不得不低价，否则没有其他优势。目前的产业环境已不是日本的1950年代、韩国的1970年代的那个时候了，再加上这两个国家对自己国内市场保护得很厉害，它们的汽车企业才得以快速发展。而我们国家已经加入世贸组织，已经不能再保护市场了。我们的国民精神又与日本、韩国国民不同，我们和美国接近，都是大陆国家的文化——谁好、谁的便宜就买谁的，缺乏危机感，这种文化有时候对自己的东西不是特别保护。

南方周末：我们国家发展自主品牌轿车最好时机是什么时候？

宋健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几大汽车公司完全可以完成积累，像上汽，那个时代的桑塔纳可以卖到那个价钱，而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才1∶4，人民币更值钱，它就有大量的资金积累下来进行研发。现在企业想搞研发挺难的，像华晨想做高端的自主品牌的车就比较费劲，因为研发摊在每辆车上的成本比较多，所以它的轿车几乎不赚钱，原来它是靠金杯面包车赚的钱往轿车上贴补。

南方周末：现在无论是比亚迪，还是江淮，这些原来没有轿车生产基础的企业都在做轿车，既然不是最佳时机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企业涌进来？

宋健：各地方政府是非常欢迎企业做车的，200亿的销售额(比如10万元的轿车每年卖掉2万辆)，17%的增值税，地方政府就有34亿元的税收。和过去搞家电一样，很多地方政府因此而冲动。因为它销售额高、产值大、税收高。

南方周末：产业环境这么不好，这么多自主品牌厂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？

宋健：现在轿车的生存环境不是很乐观。很多企业转行做轿车，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利润会下降，像金杯没做轿车时，有十几亿的利润，做轿车后，前几年好像一直亏损，像奇瑞也没见多少利润。而江淮一做轿车连股票价格都往下掉。轿车的投入很大，能不能有利润，都要打个问号。

假如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，它们想和国际那么大的公司竞争，不太容易。

南方周末：是不是自主品牌的前景挺悲观的？

宋健：也不是，好在我们和国外有个落差，国外一辆新车我们拿来解剖，过个三年变成自己的，然后卖也能卖出去。但长此以往就不行了。

而一些公司已走出自己的路子来，比如奇瑞说它去年已出口11万辆车，出口的车比国内每辆多卖1500-2000美元，这就是它的利润，这可能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子。

南方周末：那您怎样评价自主品牌的贡献？

宋健：自主品牌处境比较难，它主要贡献还是社会效益，如果没有自主品牌的车，合资品牌的汽车起码要贵50%。没有它，恐怕大部分国人还消费不起汽车，也不能给整个国民带来便利，国家GDP的增长也会大受影响。

做社会贡献也是好事。汽车是高效、高速的运输工具，它带来社会效率的提高，提高效率社会才容易进步。

没有汽车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也不会是一个高效的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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